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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伟强,把南昌起义拍成“无间道”

日期:2017-10-24 14:39:38编辑作者:申博

TIM截图20170922153253

接到拍摄建军主题电影的任务后,导演刘伟强花了将近一年半的时间——读史。这部电影的监制黄建新用了一组数据,借此向《环球人物》记者形容导演的投入:“一般主创看百万字的资料已经算是很细致了,刘导看的东西是我们的10倍还多。除了文字,还有很多影音素材,光是研究南昌起义一个场景,他就反复看了六七部电影。”

读万卷书并不够,还得行万里路。电影拍摄前,刘伟强前往湖南、江西等省,到革命根据地、军事纪念馆找感觉。他清楚记得,自己最先到了湖南韶山的毛泽东故居:“看着那张陈旧的小桌,我偷偷摸了一下,脑中突然出现一句话:星星之火,可以燎原。” 之后,是井冈山、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,等等。

渐渐地,热血的历史画面在刘伟强的脑海中形成,他不断问自己两个问题:在那个风云莫测的时代,为什么共产党需要自己的军队?共产党又是怎样组建了这支伟大的军队?

解答又花了他整整117天,答卷就是电影《建军大业》。

“江边拥抱”

《建军大业》是男人戏,戏最多的3个角色,是毛泽东、周恩来和朱德。在刘伟强看来,毛泽东是“枪杆子里出政权”的总指挥,周恩来是南昌起义的第一领导人,朱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,由他们三人串起电影主线,既符合故事发展,也遵循了历史客观。

电影的开场,是1927年4月12日,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上海发动武装政变,大肆屠杀共产党员、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。影片中,上海工人运动的前沿阵地商务印书馆被炸得面目全非,上百名工人、市民横尸街头,朱亚文扮演的周恩来在雨中蹒跚前行,心痛不已——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,宣告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失败。

“之所以要把‘四一二’政变作为第一个大场景,是因为共产党原本希望通过信仰帮国民党推行孙中山的理想,却得来被清剿的命运,这令一部分共产党人意识到,必须要有军队,才能实现理想。这个开头是非常重要的。”刘伟强说。

历史上,“四一二”政变后的周恩来遭悬赏通缉,只能隐藏身份躲在上海,直至5月下旬才逮住机会前往武汉。当时,中共中央刚刚在那儿开完五届一中全会,周恩来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。“在武汉,周恩来与毛泽东见过面,但具体的对话、交往没有任何记载。”刘伟强在这里设计了一个虚构的场景,毛、周二人在江边商讨武装斗争的未来:留洋归来的周恩来提出从城市的工人运动出发;毛泽东则是一句“中国农民就是百万雄军”,提出动员农民的想法。影片中,毛泽东、周恩来在江边握手、拥抱,就此吹响了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前奏。

“泪点担当”

1927年8月,周恩来在南昌成功领导起义,之后南下广东;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提出“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”,再回到湖南领导秋收起义。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,诸多重大事件轮番上演。而这一个多月也成了《建军大业》的主体部分,其中最浓墨重彩的两场戏,莫过于南昌起义和三河坝战役。

南昌起义是刘伟强拍摄的重中之重。为了拍好这场重头戏,他花了半年时间,实景还原搭了一个“南昌城”,全剧组600人在城里拍了20天。刘伟强说:“历史上的南昌起义十分激烈, 双方激战至拂晓,最终共产党军队全歼守军3000多人,缴获各种枪械5000多支,子弹70多万发……但我看遍所有关于这场战斗的电影,都缺乏一种冲突感,比如共产党内的矛盾以及国共高层之间的矛盾。”于是在片中,刘伟强提到了张国焘在起义前夕到南昌要求停止起义,最后被周恩来、贺龙等人全票否决的细节,还设置了中层将领倒戈、泄露起义时间的桥段。这些在历史上都有迹可循。但他觉得即便如此,片中的对立面仍不够明显,于是就在战斗中虚构了一名国民党将领陈峰,策反起义军、坚守南昌城,最终战死炮火之下。“这些元素加起来,让南昌起义的故事变得丰满起来,生动起来。”黄建新说,“所以我们说,刘伟强拍南昌起义,就是在拍《建军大业》里的‘无间道’。”

南昌起义中,许多大将脱颖而出:31岁的叶挺、贺龙,20岁的粟裕,以及“追理想追到柏林”的41岁的朱德。南昌起义前,身为起义领导者的周恩来向朱德寻求帮助,朱德出了一招“鸿门宴”,决定在起义当晚宴请南昌城里的主要将领,从而拖住守军。片中,黄志忠饰演的朱德一身长袍,梳成油头,在酒桌上豪气与流气兼备,用现在最流行的词儿来形容,就是雅痞。这与人们印象中的谦逊稳重有很大差别,但刘伟强认为这种性格“创新”是合理的,他说:“朱德和周恩来一样,是留过洋的,他身上也有一种强大的个人魅力。”

南昌起义之后,国民党调兵遣将,“讨伐”起义军。起义军主动撤离南昌,南下广东,朱德则率领第十一军25师和第九军教导团共约3000人,据守广东三河坝,掩护主力南下。在三河坝,朱德部队与两万多人的国民党军对抗三天三夜,为南下部队争取了宝贵的时间。战役中,还有一幕令刘伟强深受感动。历史上,朱德率军在三河坝阻击国民党军3天后决定率主力部队撤离,指派25师75团第三营的将士继续阻击,掩护大部队转移。最终,主力部队安全撤离,但以营长蔡晴川为首的200多名勇士全部壮烈牺牲。电影中,刘伟强加入了一场“决定谁留下掩护”的戏,“父子充军的儿子走,兄弟充军的弟弟走,最后有个孤儿说我是孤儿我留下”。这一段,成了全片的“泪点担当”。

电影的结尾,朱德、陈毅、贺龙率领南昌起义后的部队抵达井冈山,与毛泽东的部队合并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。“当初周恩来与毛泽东在江边拥抱,两个人对武装革命高度一致,但不同理念也促成了两股力量。直到最后这两股力量在井冈山汇合,才成了真正的红军。”说起结尾,刘伟强又回到了那场虚构的拥抱戏,他说,长江边风云际会的见面,是整部电影形成闭环的关键,也是历史在两人身上的缩影。

“青春是无法扮演的”

在《建军大业》公布导演人选后,不少人质疑:一个拍《古惑仔》《无间道》的香港导演,能拍出讲述建军的红色电影吗?刘伟强说:“大家都以为香港人不知道那段历史,其实我们课本里有说过。而我之后又看了很多材料,见了很多人,去了很多地方。”刘烨说刘伟强的资料,摞起来大概有半米厚,后来总策划韩三平再找刘伟强讨论历史问题时,已经跟不上导演的专业程度了。

选角时,刘伟强也一反常态,不再像“建国三部曲”的其他两部那样猛用大牌明星。黄建新曾提出用资深演员班底的方案,但很快被刘伟强说服。刘伟强说:“我就是要用最年轻的演员,因为建军那批人在当时也都才二三十岁,非常年轻。青春是无法扮演的。”于是,在最终确定的60位演员中,除了刘烨、黄志忠、朱亚文等少数中生代,大部分是正当红的“小鲜肉”。开拍前一个月,这批“小鲜肉”被刘伟强拉进了八一制片厂的训练营,顶着38摄氏度的桑拿天练正步。

刘伟强是个高效的导演。拍摄期间他每天两三点起床,安排好一天的人员配置和拍摄进度。《建军大业》在117天的拍摄中动用了至少10万人次,光是北京、上海、浙江3个取景地就有上千搭景人员,他形容这种感觉就像“每天指挥千军万马”。

但他也是个严格的导演。片场没有替身,所有演员都必须亲自上阵。由于大部分年轻演员承担打戏居多,有的人在战争场面中跑到吐,有的人举枪举到手发抖,累趴下的更是不在少数。刘伟强觉得这样才能让他们更深切感受到角色的力量。他会在演员演戏时放音乐,进攻时放激昂的,结束时放悲恸的,始终让演员处在情绪高点。

有时候,刘伟强看到现场年轻的演员,就好像看到了那个年代的革命者。饰演叶挺的欧豪、饰演粟裕的刘昊然都是“90后”,那种朝气让他想到两个字:希望。“他们才二十几岁,看到这些年轻演员就觉得他们是中国电影的新希望。”有时候恍惚间,他觉得自己看到了真正的南昌起义,年轻的生命在炮火中绽放,为一份事业不计代价。

刘伟强记得南昌起义最后一场戏拍完时,演员们喊着胜利,漫天火光,他和现场的工作人员都哭了,仿佛真的回到了1927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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